20世纪50年代前期扫除文盲运动的方法和启示
    2013-08-30 13:06:15   来源:中国党建信息网   评论:0 点击:

      为迅速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从1952年到1956年,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组织地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

      为迅速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从1952年到1956年,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组织地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扫盲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迅速提高。纵观这次扫盲实践,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值得借鉴:面向广大群众,把文化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人民大众的文化普及上;寻找突破口,提倡并大力推行识字运动,制定计划有序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多方支持,充分保障,为大规模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做好准备;重视总结经验,讲求工作方法,适时指导扫盲工作。

      [关键词扫除文盲;识字教育;“速成识字法”;工作方法;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2;G529 [文献标识码] A

      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旧摊子上开始全新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严峻而艰巨的任务。经过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虽有所提高,但在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城市,文盲和半文盲依然占70%以上,扫除文盲的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迫切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充满信心。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周恩来曾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喻成“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二者相辅而行。(《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为迅速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见本期所发文献),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组织地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条件,积累经验,明确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扫盲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54年到1965年,我国扫除文盲达9571.3万人(《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8页。),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梳理这一时期的文献档案,打开那段尘封的历史,有许多经验和启示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一、面向广大群众,把文化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人民大众的文化普及上

      新中国成立伊始,对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就成为党和政府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其中,“大众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纲领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并从新中国初期的工农文化状况出发,明确提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和“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大众文化教育工作的基础是识字,也就是开展扫盲工作。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争取在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半年以后,1950年6月1日,政务院制定并发出《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要求将其作为“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随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正式作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决议。

      把识字教育列为大众文化教育工作的首要工作,既是现实的需要,也表明了一个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基石。1951年10月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指出,初等教育既包括儿童的初等教育,也包括青年、成人的初等教育。而对自幼失学的青年和成人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应为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和识字学校(冬学、识字班)。这些指示和规定,为之后开展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以提倡并大力推行识字运动作为突破口,制定计划有序开展扫盲运动

      扫除文盲,其实就是解决干部群众的认字、看书和写字问题,一般要经过“识字”、“阅读”和“写作”三个阶段。“识字”是扫除文盲运动的初始阶段,也是这一运动的突破口。按照“首先要使不识字者识字,然后求其巩固”的原则,扫盲运动首先从不同对象的识字运动做起。

      识字教育的开展,推动了识字方法的改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创造了速成识字法。用这种方法,大约通过250个小时的学习就可以记住1000个汉字,这样就可以阅读一般的读物。某野战军用这种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速成识字法的效果引起了国家教育部门的关注。

      1952年六七月份,教育部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8月下旬,教育部调查发现,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成功,将大大缩短扫除文盲的时间。他们通过督促各地并协助京津二市和河北省在工厂、农村中进行重点实验和推广,证明不论在工人和农民中,速成识字法的效果都很好。调查表明,截至7月,天津市已组织了30多万人参加学习,已有16万人在实验班毕业。华北区已开办了5800多个实验班,已初步学习成功的约计25万余人。为此,教育部提出,当年冬至翌年春“可扫除区以上干部文盲20万人,产业工人文盲150万人,青壮年农民文盲1500万人”;计划“五年内用速成识字法扫除区级以上干部、产业工人、行业工人、城市劳动人民及青壮年农民中的文盲,共计一亿七千余万人”。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教育部党组8月23日向中央提交综合报告,提出拟在今年集中力量进行扫盲重点试验(一个工厂、一个乡或行政村、一条街、一个机关),编印教材,训练师资等准备工作,“明年开始全国推行扫盲运动”。报告还建议中央在9、10月间对此专门发一指示,并由政务院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扫盲委员会和扫盲协会,大张旗鼓地开展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10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扫盲运动的方针和计划,要求各地党委及宣传部门仔细研究,指导和监督下级党委和政府文教部门贯彻执行。

      速成识字法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认为是扫盲运动的有效办法。1952年6月14日,周扬给刘少奇并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开展识字运动初步计划的报告》,详细介绍了速成识字法及其在部队、农村、工厂实验的情况,提出加以推广的初步计划。28日,刘少奇将此报告批转陈云、薄一波、安子文、廖鲁言、周扬,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识字运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央扫盲运动委员会和扫盲协会将是“一个长期的有繁重工作的机构”,要求安子文召集有关方面再进行一次讨论,修改后由中央发至各地。安子文修改后,刘少奇又将《中共中央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转报毛泽东审阅。9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尚昆办。”10天以后,9月23日,这一指示正式发布。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扫除文盲运动的补充指示》,进一步对各级党委应着力做好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和详细规定。

      此后,速成识字法在全国得到快速推广。其间,各地还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的学习形式。比如,北京市海淀区除了班级教学外,还结合生产、生活情况,大力开展了地头组、炕头组和包教保学、夫妻识字等学习形式。当时流传的“老槐树,开白花,两口子树下学文化,孩子他爹你看这字念个啥”的歌谣,就是对那时群众扫盲识字运动生动而又真实的描绘。速成识字法全面推广后,新中国初期的扫盲运动取得了较大成效。1953年共有295万人脱盲,1954年共有264万人脱盲,1955年共有267.8万人脱盲,1956年脱盲人数达到743.4万。

      三、从机构设置、人才支持和教材保证等方面着手,为扫除文盲运动做好准备

      相比较而言,成人教育比幼儿教育的难度要大许多。尤其是在成人中开展扫盲教育,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周恩来曾指出:“扫盲工作是一个大工程、大运动,需要很好地准备。……要发动扫盲运动,开始后就不能中断,这就需要先做好准备工作。需要建立机构,准备教材、教员等。”(《周恩来文化文选》,第59页。)为打赢扫除文盲这场战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精心筹划,分别从机构设置、人才支持和教材保证三个方面着手,扎扎实实做好扫盲运动的各项保障性工作。

      (一)成立领导机构,确定专职人员,为工作开展提供组织保证。

      195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要求从中央到县“均设立扫除文盲委员会”,并对其主要工作任务进行了规定。在这一机构之外,指示还要求组织各级扫除文盲协会,广泛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扫盲工作的各类知识分子与社会人士参加,作为扫盲工作队,担任宣传、组织与教学工作。

      1952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提出,教育部要单独成立扫盲工作机构。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作为全国扫除文盲运动的领导机构。楚图南任主任,李昌、林汉达、祁建华任副主任。1953年,扫盲工作委员会正式定编214人,下设办公厅、城市扫除文盲工作司、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司、编审司、干部训练司、研究室等部门。中央还发出指示:“各级扫盲委员会的编制列入行政编制,此项编制应在各地编制总数内自行调剂解决。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本精简节约精神自行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各级扫盲委员会编制问题的指示,1953年10月23日。)为整合资源、方便工作,各级扫盲委员会的建制又有所变化。1954年11月18日,国务院指示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合并于教育部;1955年5月13日,教育部通知“省、专、市、县各级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办公机构与同级文教行政部门实行合并”。这一重大措施,保证了全国范围扫盲运动的组织领导、有序展开,为扫除文盲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发展,1956年3月15日中央发起成立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陈毅任会长,其职责是:(1)动员组织广大的知识分子、社会人士及所有的有文化者,协助搞好扫盲运动;(2)动员组织文盲者接受扫盲教育;(3)支持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农村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城镇居民委员会等组织的扫盲活动;(4)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开展扫盲运动和培养扫盲师资;(5)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和团体搞好对在扫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个人和单位的表彰、奖励活动。4月18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全国扫盲协会《关于各级扫盲协会人员编制方案》,要求各地参照设置机构、配备人员,开展工作。到1956年底,全国已有23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扫盲协会,各个县的扫盲协会也相继筹备成立。

      从成立各级扫盲工作委员会,到成立各级扫盲协会,为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扫除文盲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为积极动员一切力量参与其事打下了基础。

      (二)采用各种办法组织训练师资,为扫盲运动提供人才支持。

      新中国刚刚成立,要在短时期内动员相当数量的教师参与到扫除文盲工作中来,其难度可想而知。在人才缺口非常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广泛动员,制定了“以民教民”的总的指导方针。

      1952年9月,中央《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将“能够和愿意参加实际扫盲工作的人,哪怕每星期只能担任几小时教课的人”作为扫除文盲运动的师资力量吸收进来,并责成人民解放军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多方动员,组织力量投身到扫除文盲运动中来。同年12月的《补充指示》又明确将“训练扫盲师资”作为1953年准备工作的重点,要求“各地应运用目前的师范学校或另办训练班,招收失学失业知识分子,施以三个月至半年的训练,讲授内容除速成识字法、中国语文等文化业务课外,应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务使受训出来的扫盲教师都具备热爱劳动人民,热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师资力量的对比中,农村较城市更为薄弱。随着工作的深入,农村扫除文盲的师资短缺矛盾愈加突出。1955年6月2日,周恩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强调必须坚持“以民教民”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要采用适当和有效的办法,广泛组织和动员识字的人,利用业余时间来教不识字的人,并使他们真正理解到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对于农村业余教师文化水平不高的现状,各地“应当积极地采取有效办法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业务水平”,比如采用教学研究小组、短期训练班等方式来训练和提高业余教师;对那些工作较好,生产和生活有困难的业余教师,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帮助,“还可以定期地进行评模、奖励,以资鼓励”。

      在贯彻中央指示的过程中,全国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多地利用各行业的人才资源,带动当地的扫盲运动。比如,北京市海淀区就确立了“以民为师,能者为师”的原则,参与教学的除少数专职教师外,多数是聘请的义务兼职教师。针对师资力量缺口大的问题,海淀区还集中举办了培训班,先对半文盲和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进行集中培训,培养一批骨干,然后再让这些人去教文盲。以点带面,将扫盲运动在短时期内全面铺开。

      (三)保障教材与经费需求,为扫除文盲运动准备重要条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保障扫除文盲运动中必需的教材、读物、教学工具与经费需求,解决后顾之忧,是中共中央在这场运动发动之初就着力解决的问题。

      早在1951年3月1日,一份主要面向识字量不多的职工、由教育部主编的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学文化》正式创刊。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又编纂出版了面向扫盲工作者的《扫盲通讯》杂志。1952年9月中央《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发布后,有关部门按照指示集中力量编审教材、教师手册、速成识字的教学工具(如挂图、字片等);出版总署迅速组织各方面人力,分工编印大量通俗书刊。文化部、电影局、广播局也制定出相应的工作计划。对于扫盲运动所需经费,除一部分由群众自愿负担外,国家还拨出专款,支付专职教师和专职干部的工资,兼职教师与群众教师的补贴、师资训练费,教材、读物印刷费及其他必要开支。这些措施,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有力地保障了扫盲运动的顺利开展。

      四、重视总结经验,讲求工作方法,适时指导扫盲工作

      扫除文盲运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运动的推进过程中,中共中央广泛开展调查研究,讲求工作方法,分别从确定扫盲对象、制定扫盲标准、规定具体时间、经过试点重点推进等方面,不断总结经验,适时制定和调整运动计划,使扫盲工作顺利推进。

      (一)梯次确定扫除文盲对象。

      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扫盲运动的对象自然包括所有具有中国国籍的文盲和半文盲。但从工作方法上讲,又不能齐头并进,必须有先有后,确保重点。在1950年9月20日至29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工农教育的实施对象,“首先是工农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其次才是逐渐面向那些条件具备的广大工农群众”。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并转发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又规定,扫除文盲的对象“首先着重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及其青年男女,逐步推广到一般农民”。在1952年9月发出的《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中,中央又对区级以上机关团体的工农干部、工人、农民、城市劳动人民等不同对象的扫盲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扫除文盲的重点对象是人数最多、文盲率最高的工农兵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重点区域是农村。

      (二)针对不同对象确定不同扫盲标准。

      在确定扫除文盲标准时,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针对不同对象制定不同标准的政策。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在1952年11月24日发布的《关于扫盲标准、扫盲班毕业考试等的暂行办法的通知》中规定:在识字方面暂以能识到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字以下者为文盲。扫盲标准,干部和工人一般可定为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可定为认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城市劳动人民一般可定为1500个常用字,阅读、写作可分别参照工人、农民标准。这些标准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适当伸缩。

      (三)明确规定和适时修正扫盲时间。

      规定扫除文盲时间界限,是在运动开展以后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确定并逐步修正的。1954年8月,教育部、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提出争取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扫除农村2亿多青壮年文盲。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时间界定。

      鉴于扫盲对象的层次不同,1955年6月2日,在周恩来签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在今后三、五年期间,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扫除主要乡干部中的文盲;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较早和较有基础的地区,扫除大部分现有合作社社员和积极分子中的青壮年文盲及一部分非社员的青壮年文盲;在其他地区,争取一部分合作社社员、互助组组员、积极分子和其他青壮年农民中的文盲入学,并逐步扫除一部分文盲。”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提出“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2年内,基本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法规意义的重要文献。《决定》为扫盲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明确方向:“要求各地按照当地情况,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要求二年到三年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三年或者五年扫除工厂、矿山、企业职工中的文盲95%左右;五年或者七年基本上扫除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就是说要扫除文盲达到70%以上。”《决定》还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条件特殊困难地区的实际情况,指示这些地方“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扫除文盲的计划和速度”。

      总体上讲,以上扫盲时间的规定和修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要求过急过高,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不巩固和返盲的现象,使扫盲运动走了一些弯路。

      (四)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重点推进扫盲工作。

      1952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扫除文盲运动的补充指示》,对扫除文盲运动的具体做法进行了规定:“无论在城市或农村扫盲工作的进行,均应采取典型试验办法,取得经验,教育干部,以利重点推行。”指示还要求各地注意总结创造扫盲工作的系统经验,从1952年冬天开始,经过切实调查,有计划地布置一个工厂、一个乡或行政村、一个机关及一条街道的扫盲工作,从成立领导扫盲机构、动员入学、训练配备师资起,到教材教法、成绩考查与巩固、经费使用、教学设备等,“取得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给以推广”。1954年8月,教育部、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要求各地,在扫盲运动中采取集中与分散、常年学习与季节性学习、农民的生产互助组织与文娱组织相结合等形式。从工作方法的角度讲,这些规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力保证了扫盲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以上对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不久的5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扫除文盲计划和规定的一些措施总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并且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它为各地区各层次扫除文盲运动的有序开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思路,广大人民群众为此欢欣鼓舞,学习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因而取得了较大成效,受到了广泛称赞。其中一些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尤其值得总结和借鉴,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当然,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由于急于求成,忽视了全国范围内文盲和半文盲数量众多、扫盲工作本身存在的艰巨性和扫盲工作自身的规律,在计划制定和实际工作的推进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冒进的做法。但总体来说,50年代新中国的扫除文盲运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改变了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为大规模展开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贡献。

      〔作者孙东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曾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馆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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